文秘之友｜原创|范文|素材|写作|PPT｜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村社会再组织化以浙江省诸暨市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去组织化过程，但乡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特征愈加明显，其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和挑战。诞生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经验”，其基本经验和内涵本身就包含着通过组织动员村社群众、整合乡村社会开展社会治理的逻辑理念，对于破解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低组织化难题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治理要求不断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将“枫桥经验”升级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浙江省诸暨市各地根据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和精神，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做法、新经验，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浙江省诸暨市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虽然并没有围绕乡村社会再组织化这一目标展开，但其整个治理过程实际上不断提升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其实践探索表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再组织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三个维度
组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任何社会都是组织化的社会。［1］同时，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行组织重构的历史，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总会对不适应时代和环境的组织方式进行重构，或者因为新的目标而建立新的组织，这个过程正是“再组织化”的过程。［2］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依托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构建的高度组织化系统被打破，整个社会进入“去组织化”阶段。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在生产领域进入个体化生产模式，而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村政权呈现出“悬浮化”特征，再加上农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重，农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现象突出。［3］农村的低度组织化状态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治理成本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乡村自我整合能力弱化，乡村经济抗风险能力不足等。［4］因此，我国亟须探索一条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方式和路径。
乡村社会再组织化，是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对乡村社会进行重新组织和整合，将乡村社会整合为生产、生活和治理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过程。根据国内相关研究，当前我国乡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状态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即政权悬浮化、经济分散化和文化碎片化，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内容主要对应这三个维度而展开。
其一，随着人民公社解体，村社一体的政权结构被打破，乡村政权对村民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大大减弱。在农业税取消之前，乡村政权尚能通过征收税费而与村民产生必要联系，而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村政权与村民之间联系极大弱化，因此破解乡村低度组织化问题需要重塑乡村政权。［5］其二，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乡村生产方式变成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村民之间不存在必要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分工，乡村经济组织的组织化基础不复存在。个体化小农经济必然诞生低度组织化形态，要想将乡村社会组织起来，最根本的渠道是构建新的经济形态。［6］其三，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乡村社会一直遵循着一套宗法伦理秩序，并且成为维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精神纽带。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制度改造，革命叙事、阶级叙事和政治文化等新型文化形态取而代之，成为主导乡村社会的文化。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市场化的发展，多种现代社会思潮涌入乡村，对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产生剧烈冲击，传统乡村文化的凝聚力也日益衰弱。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离不开文化和精神力量的维系作用，要想实现乡村再组织化需要重塑乡村文化，发挥乡村文化凝心聚魂的作用。［7］
二、以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诸暨实践
“枫桥经验”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形成“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化解社会矛盾”这一宗旨，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枫桥经验”迭代升级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其基本内涵为：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一内涵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把握：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科学理论是根本指引、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立场、就地解决矛盾是目标导向、依法办事是时代特征、基层基础是坚实支撑。［8］自“枫桥经验”诞生以来，诸暨市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与矛盾运用“枫桥经验”进行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针对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暨市坚持“枫桥经验”核心内涵，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和工作方法，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其具体实践可以归纳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
（一）重构乡村政治
乡村基层政权的“悬浮化”是我国乡村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之一，村级政权“悬浮化”除了源于税费改革后乡村政权职能权限的萎缩之外，还与村民对村级政权缺乏信任有关，而之所以对村级政权缺乏信任，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的村级政权存在村务不透明、违法乱纪现象频发以及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诸暨市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党建引领”“自治、德治、法治”和“共建共享”的理念，通过乡村基层自治制度建设和基层党建重塑了乡村基层权力结构，加强了基层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组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