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理论学习与实践转化结合不够紧密。虽然能够坚持参加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带头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但在学用结合上还存在差距。在推动我乡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对于如何将上级的宏观决策,如“百千万工程”目标,转化为符合我乡实际、具有鲜明特色的具体行动方案,思考得不够深入,有时制定的计划略显笼统,导致一些工作在落地执行时,与我乡山地农业、特色旅游的结合度不高,政策红利的释放不够充分。
二是政治判断力和敏锐性有待进一步增强。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舆情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时,有时反应不够迅速、研判不够深刻。例如,今年我乡借助短视频平台推广乡村旅游,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争议性言论。我最初的反应是侧重于舆情管控和正面引导,而未能第一时间深入分析这些言论背后群众的真实诉求和潜在的社会心态,在利用网络民意改进工作、提升治理水平方面,错失了部分良机,体现出政治洞察力上还有待加强。
三是贯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的前瞻性不足。在落实县委关于建设“数字乡村”的部署时,前期的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完成硬件设施建设任务上,比如安装电子屏幕、铺设网络线路等。但在如何利用这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改造传统产业、提升服务效率方面,缺乏系统性的谋划和长远布局。这导致部分数字设备建成后利用率不高,未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映出我在将上级决策与本地长远发展相结合的战略思维上存在短板。
一是“总开关”拧得还不够紧。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但在面对繁重琐碎的基层事务时,偶尔会产生疲惫感和畏难情绪。例如,在推进我乡辣椒、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需要处理大量的土地流转协调、邻里矛盾纠纷等具体问题。在反复的沟通和调解中,有时会感到心力交瘁,为民服务的初心和热情会受到现实困难的消磨,这说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还需要时时勤拂拭、刻刻常紧固。
二是在党性原则的日常运用上不够严格。能够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但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有时会不自觉地用实用主义代替党性原则。比如,在乡党委会上讨论年度重点项目时,对于自己长期关注并认为前景较好的文旅项目,在发言时会投入更多精力去阐述其优势,尽管议事程序完全合规,但这种带有个人倾向性的表达,可能无形中对其他同志的判断产生影响,未能完全做到以纯粹的党性原则来审视和推动每一项工作。
一是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存在“温差”。在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过程中,有时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例如,在今年组织的一次全乡人居环境整治督查中,我带队到几个点位进行了检查,主要听取了村干部的汇报,查看了主干道沿线的卫生状况。但由于时间紧张,未能亲自走到村庄的背街小巷、房前屋后去仔细查看,导致对部分区域存在的垃圾乱堆乱放等“顽疾”了解不深不透,影响了后续整改措施的精准性,没有完全将群众的“心愿清单”转化为“幸福账单”。
三是对“特权思想”的潜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在重大事项决策和个人廉洁自律方面能够做到严守规矩,但在一些工作协调的“小节”上,有时会不自觉地动用“人情”和“面子”。为了加快一个民生项目的审批进度,我曾直接打电话给县直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求予以支持和倾斜。虽然目的是为了推动工作,但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依赖个人关系、寻求捷径的潜意识,是“特权思想”的苗头,没有时刻做到凡事都严格按程序、按规矩办事。
一是政绩观有时存在偏差。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时会不自觉地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绩”。例如,今年我乡成功引进了一个电子信息配套企业项目,在项目签约和开工时,我们都作为年度重大成果进行了宣传。但在项目落地后,对于如何系统性地开展本地劳动力技能培训、促进人岗精准匹配等“潜绩”工作,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导致项目运营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用工荒”和“技能差”问题。这反映出我的政绩观还不够全面,存在重当前轻长远、重显绩轻潜绩的问题。
二是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有所弱化。面对工作中的“硬骨头”,有时存在畏难和“绕道走”的思想。在推进我乡中药材基地建设过程中,土地流转是一个关键环节。面对部分群众因观念保守、顾虑重重而不愿流转土地的情况,我最初的应对措施是把说服工作全权交由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负责,自己则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与龙头企业的对接上。这种“抓大放小”的做法,实质上是回避矛盾、不敢直面难题的表现,缺乏亲自带队啃“硬骨头”的担当和闯劲。
三是推动工作创新的思路和举措不多。在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虽然推动了乡便民服务大厅的流程再造,提升了窗口办事效率,但在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主动服务群众方面,创新意识不强。我们掌握着全乡的大量基础数据,但未能有效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判,比如主动识别和关怀高龄独居老人、精准推送就业信息给待业青年等。服务模式仍然停留在“坐等上门”,而不是“主动问需”,在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思考不深、办法不多。
一是抓作风建设的韧劲和恒心不足。经过持续多年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全乡干部作风有了明显好转,但“严”的氛围有时会出现松懈。比如,在公务接待方面,虽然杜绝了超标准接待,但有时在陪同上级调研或兄弟单位交流时,会以“工作便餐”的名义安排在乡机关食堂以外的餐馆,虽未超标,但开了“不坐机关食堂”的口子,这背后是“怕招待不周”的老思想在作祟,反映出我对作风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不足,常抓不懈的劲头有所减弱。
三是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存在“老好人”思想。在选人用人上能够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但在干部日常管理上,有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在年度考核、谈心谈话时,对一些表现平平、工作激情不高的干部,多是点到为止地提醒,很少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总想着“团结稳定是第一位”,怕批评多了伤了和气、影响工作。这种“爱之适足以害之”的做法,不仅没能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也削弱了管党治党的严肃性。
二、原因分析
一是理论武装的深度和自觉性有待提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学习,有时停留在“已读”“已学”的层面,满足于完成“规定动作”,但在“真懂”“真信”“真用”上下的功夫不够。缺乏“挤”和“钻”的精神,导致理论学习与改造主观世界、指导实际工作之间存在脱节,没能完全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破解难题的办法和推动发展的能力,这是产生政治能力不足、政绩观偏差等问题的总根源。
二是群众立场的站位和坚守有所弱化。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和事务性工作的增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时间被挤占,与群众的直接联系有所减少。虽然也下乡调研,但内心深处“向群众学习、拜人民为师”的自觉性有所淡化,听汇报、看材料多了,坐炕头、听真话少了。宗旨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有所弱化,导致在决策和工作中,有时会不自觉地以“干部视角”代替“群众视角”,这是产生形式主义、服务群众不到位等问题的思想根源。
三是斗争精神和自我革命的勇气有所消减。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安于现状、求稳怕乱的思想有所滋长,缺乏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锐气和斗争精神。在面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深水区矛盾时,有时会滋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习惯于用常规办法解决问题,担当作为的“铁肩膀”不够硬。同时,对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有时也缺乏“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批评不够彻底,这是导致攻坚克难劲头不足、作风建设不严不实的重要原因。
四是纪律规矩的敬畏和执行不够严格。对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虽然在思想上是高度认同的,但在行动上,有时会因为追求工作效率或所谓的“工作需要”而打了“擦边球”。对一些新出现的形式主义变种和作风建设上的苗头性问题,警惕性不高、抵制不力。这表明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还没有真正深入骨髓,没有完全做到将纪律规矩作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和日常言行的“护身符”。
三、下步整改措施
针对查摆出的问题和深刻剖析的原因,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抓好整改落实,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
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在学思践悟中提升政治能力。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面系统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不仅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更要紧密联系我乡发展实际,建立“理论学习—问题研讨—对策制定—实践检验”的学习闭环。每季度至少主持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围绕如何将上级决策转化为我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项目和行动进行“头脑风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担当作为。主动到矛盾最集中、问题最复杂的一线去解决问题,亲自挂帅负责土地流转、项目征拆等“硬骨头”任务,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风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抓好招商引资等“显绩”工程,更要下大力气抓好产业配套、技能培训、生态治理等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工作。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对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奖励力度,营造“以实绩论英雄”的浓厚氛围。
始终严守纪律规矩,在自我革命中永葆政治本色。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从严管理公务接待、差旅、会议等各项经费支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针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隐形变异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敢于对上级部门不合理的工作要求说“不”,切实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根据本次民主生活会要求,本人紧扣会议主题,在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党章党规党纪的基础上,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并诚恳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对照中央明确的“五个带头”重点方面,结合反面典型案例警示,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党性分析。现将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根本的政治要求。对照反思,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政治领悟的穿透力有待加强。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部署,虽然组织了学习传达,但将其精髓要义与乡镇基层治理实践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性转化的思考不够深入。有时满足于“传达了”“学习了”,但在如何将全会精神具体化为我镇治理效能提升的“施工图”上,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不足,存在“上下一般粗”的现象,未能完全展现“从政治上看”的高度自觉。
二是政治执行的精准度有待提升。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上级决策部署时,有时过于强调乡镇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在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方面存在一定的“等靠”思想。例如,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振兴某些具体项目时,对于如何突破资源瓶颈、吸引外部要素思考得多,但敢于先行先试、打破常规的魄力和行动力稍显不足,导致部分工作推进节奏不如预期,战略定力与攻坚克难的结合点把握不够精准。
三是政治敏锐性的防线有待筑牢。对社会上一些错误思潮和模糊认识,特别是在网络空间传播的杂音噪音,虽然能保持警惕,但主动发声亮剑、引导舆论进行坚决斗争的意识和手段还不够强。对党员干部在日常言行中可能存在的政治偏差苗头,有时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批评教育不够及时严厉,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抓细抓早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对照检查,在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上还有差距:
一是理论武装的“挤劲”和“钻劲”有所松懈。能够坚持参加中心组学习,但个人自学的主动性、系统性不足。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缺乏“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的韧劲。存在“以干代学”倾向,当工作与学习冲突时,往往将学习后置,导致理论学习碎片化,未能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复杂矛盾、指导发展实践的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理想信念的内化践行不够彻底。口头上强调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但在面对繁重的发展任务和棘手的信访矛盾时,有时会产生畏难情绪和疲惫心态,内心深处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情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志有所衰减。对标先进典型,反思自身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上,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主动性还不够强。
三是党性锤炼的日常“熔炉”火候不足。能够参加组织生活,但有时将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作为“任务”来完成,会前深度检视、会上“揭短亮丑”的勇气尚有欠缺。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不够经常、不够有力,“辣味”不足,存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老好人思想。对照党章党规党纪进行自我检视的频率和深度不够,未能时刻以党性原则“正心明道、修身律己”。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
“三个敬畏”是党员干部的基本政治品格。反思自身,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守组织纪律和廉洁底线上仍有薄弱环节:
一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深度”和“温度”不够。虽然也下基层调研,但有时“走马观花”多于“下马看花”,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聊家常、听真话的时间少了。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有时侧重于形式上的“到了”,而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虽然重视并推动解决,但在跟踪问效、一抓到底上做得还不够,导致部分问题解决不够彻底,与群众的期盼有差距。“身入”基层多,“心到”基层少,对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把握不够精准。
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刚性”有待强化。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中,总体上能遵守规则,但有时在议题比较紧急或自认为思考比较成熟时,会不自觉地先定调子,听取班子成员意见不够充分,未能最大限度激发集体智慧。在调动和发挥每位班子成员积极性、主动性方面,方式方法可以更加灵活多样,“防止独断专行、搞‘一言堂’”的政治自觉需要时刻绷紧。
三是抵制特权思想和规范用权的“警醒度”需持续提升。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能够带头遵守,但对“四风”问题的隐形变异警惕性不够高。例如,在公务接待、会议活动中,有时为了体现“重视”或“气氛”,存在标准就高不就低的想法。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虽然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对制度执行情况的日常监督检查抓得不够紧、不够细,未能完全做到“规范权力运行,防止随意用权、任性用权”。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的教育提醒可以更加常态化、具体化。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对照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要求,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政绩观的“指针”偶有偏差。有时过于关注短期内能见成效的“显绩”,对打基础、利长远但周期长的“潜绩”投入精力不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对于如何结合我镇实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思路还不够开阔,举措还不够创新。统筹发展与安全时,对经济领域风险关注多,对社会治理、意识形态等领域风险的预见性和应对能力有待加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需进一步树牢。
二是攻坚克难的“锐气”有所磨损。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或需要多部门协调的复杂难题时,有时存在“绕道走”“等时机”的想法,缺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斗争精神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历史主动。在“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方面,主动学习新知识、适应新形势的紧迫感不强,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破解发展瓶颈的能力有待提升。
三是狠抓落实的“韧劲”尚需增强。对一些既定部署和重点工作,开始时抓得紧,但过程中遇到阻力或阶段性成效不明显时,持续跟进、一抓到底的恒心有所不足。在推动工作落实中,有时过于依赖会议部署和文件传达,深入一线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具体问题的次数和效果有待提高,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
(五)在带头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方面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为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还存在短板:
一是“严”的氛围营造不够浓厚。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存在“重使用、轻管理”倾向,谈心谈话多侧重于工作,深入进行思想交流、提醒警示不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时满足于开会强调、签订责任书,对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压力传导不够到位。“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的要求,在落实到“神经末梢”上仍有差距。
二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长效机制落实不够到位。虽然带头精简会议文件,但对下级单位是否存在以形式主义落实减负要求的情况掌握不全面。对“整治公文抄袭和调研考察、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问题”的敏感性和查处力度不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预防和发现机制。有时上级检查调研,仍存在提前“踩点”、过度准备汇报材料的情况。
二、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情况
李某案件暴露出的问题极具代表性:一是纪律意识极其淡薄。将公务摩托车视作私产,擅自维修并使用长达三月,完全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二是侥幸心理极其严重。不仅公车私用,还酒后驾驶,视党纪国法为无物;三是监督管理存在盲区。对摩托车等特殊公务车辆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导致“车轮上的歪风”滋生。
对照反思自身,虽然没有发生类似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案例映射出的深层次问题,在我身上同样有不同程度的苗头或思想根源:
(一)在“敬畏法纪”上存在“看客”心态。学习案例时,有时潜意识里觉得这是别人的事,离自己很远,未能真正把自己摆进去,进行“代入式”警醒。对酒驾、公车私用等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有时停留在“不犯即可”的层面,缺乏对其破坏党风政风、危害公共安全、损害党的形象极端严重性的深刻认知。
(二)在“规范用权”上存在“弹性”空间。虽然没有公车私用,但在公务接待、资源调配等环节,是否每一件事都严格做到了公私分明、不沾不染?是否存在“为了工作方便”而打擦边球的想法?对分管领域和下属单位的公车管理、津补贴发放等是否存在类似李某案件中的“监管盲区”,排查和整治不够主动彻底。
(三)在“严管所辖”上存在“宽松软”现象。作为党委书记,对全镇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是否做到了全覆盖、无死角?是否对镇属部门、村(社区)的公务用车、工作用餐等“小微权力”运行建立了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并严格执行?案例警示我们,任何一点管理上的松懈,都可能酿成大错。
三、产生问题的原因剖析
深挖问题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武装抓得不紧,理想信念根基有所松动。根本原因在于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不深、不透、不系统,未能真正将其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强烈的党性原则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导致在面对复杂局面和诱惑考验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有时出现偏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拧得不够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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