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党委书记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五个带头)

按照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会前，我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在此基础上，我紧扣本次民主生活会主题，对照5个方面内容，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问题根源，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作为校党委书记，我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但在对标对表、知行合一上仍存在差距。一是将中央顶层设计转化为学校具体实践的穿透力尚有不足。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战略部署时，虽然学校迅速制定并实施了旨在冲击全国高校百强的“1256”工程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有时过于关注显性指标的快速提升，例如ESI前1%学科数量的增加、国家级人才指标的完成度等，对于如何将宏大战略叙事精准转化为各学院、各学科的内生发展动力，思考得不够深入，未能完全避免“上下一般粗”的现象，导致部分基础学科在面对强势指标压力时，产生了发展焦虑。二是应对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风险的战略预见性有待增强。在2025年推动全校范围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工作中，我深刻认识到这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决策初期，更多地聚焦于新工科、新文科等前沿领域的布局，对于一些传统优势学科优化升级可能带来的师生思想波动、资源重新配置的复杂性预判不足，未能提前设置更为充分的缓冲期和更为细致的沟通机制，导致个别学院在执行层面出现了一些困惑和阻力。三是履行政治责任的全过程、全链条意识需要进一步强化。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时刻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但在将政治要求融入具体业务的全过程监督上做得还不够。例如，在推动学校与华为等头部企业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时，我重点关注了合作的战略层面和资源对接，但在合作协议签订后，对于项目执行过程中如何持续有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监督保障作用，如何确保合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缺乏常态化的跟踪问效机制。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我深知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必须常修常炼，但对照更高标准，仍感到自身在理论武装的深度和思想改造的力度上有所欠缺。一是在理论学习的深化、内化、转化上还存在“温差”。虽然能够坚持参加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每一次集体学习，完成了规定篇目的研读，但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还不够。有时满足于“学过了”“记下了”，但在如何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来破解学校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比如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高层次人才“引进来”与“用得好”之间的矛盾，思考的系统性、根本性、战略性还显不足。二是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精准度上有待提升。学校大力推进“时代新人铸魂工程”，我多次在会议上强调其重要性，并提出了宏观要求。然而，在具体指导各学院如何将这一工程与专业教育、课程思政、社会实践有机融合时，提出的多为原则性、普适性的意见，未能结合不同学科的特点，深入到诸如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农学院等基层单位，与一线教师共同研究探索出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实施路径，导致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三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所懈怠。随着学校事业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例如国家级联合实验室获批、“双一流”建设稳步推进，内心深处有时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丝“歇歇脚”的念头。面对一些长期存在的、需要持续用力才能解决的顽固问题，比如青年教师成长发展通道的拓宽、行政服务效率的根本性提升等，攻坚克难的锐气和“一抓到底”的韧劲相比以往有所减弱。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我始终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但在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仍有需要深刻反思和改进之处。一是深入基层联系服务师生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不够健全。虽然2025年我带队到多个学院和职能部门进行了调研，也多次强调要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但有时调研活动存在“被安排”的痕迹，沿着既定路线、听取典型汇报的情况较多，真正做到不打招呼、直插现场，与普通师生进行“零距离”的促膝长谈还不够。对于师生反映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虽然责成相关部门解决，但亲自跟踪督办、直至问题彻底解决的闭环管理做得不够到位。二是发扬党内民主、执行民主集中制有时存在偏差。在主持党委常委会审议一些时间紧、任务重的议题时，例如在讨论“2114”高层次人才引培计划的年度经费预算分配方案时，为了追求决策效率，有时会在会前酝酿的基础上，不自觉地引导讨论进程，对于少数同志提出的不同意见，虽然程序上给予了表达机会，但未能营造一个让其畅所欲言、充分辩论的宽松氛围，客观上影响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三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处理一些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问题时，比如校园规划调整、部分楼宇功能置换等，有时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和过往经验进行协调，在决策过程中对于法律风险的评估、程序的严谨性把控方面思考不够周全。这反映出我对权力运行的敬畏之心和边界意识仍需持续强化，要时刻警惕出现以个人意志代替制度规范、以行政指令代替法律程序的倾向。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面对实现“2025年全面进入全国前100强高校”的总目标，我深感责任重大，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奋斗姿态，但对照“四件大事”的要求，发现自己在政绩观、斗争精神和执行力上仍有差距。一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存在“重显绩、轻潜绩”的倾向。在工作中，对于能够迅速提升学校排名、产生社会影响力的重大项目和关键指标，如A类学科突破、国家级大项目申报等，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多。而对于一些关乎学校长远发展但短期内难见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如本科生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系统性培养等，虽然也作了部署，但亲自推动、一抓到底的力度明显不足。二是在识变应变求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魄力有所减弱。在推动学校科研工作服务贵州“十二大农业特色产业”和“十大工业产业”的过程中，面对一些地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有时在组织科研力量攻关时，倾向于选择已有一定研究基础、风险较低的“短平快”项目，对于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挑战性极强的“硬骨头”，在动员和组织上下的功夫不够，怕失败、怕挫伤团队积极性的顾虑较多，缺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斗争精神。三是抓落实的韧劲和狠劲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一些已经明确的重点工作，例如构建“扎根贵州、服务基层”的实践育人新格局，年初在工作会议上作了全面部署，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在年中、年末的督查环节，更多的是听取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汇报，深入教学一线、实践基地去检验落实成效、发现实际问题的次数不多，导致部分工作存在“雷声大、雨点小”，落实效果打了折扣的问题。 

（五）在带头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方面。作为校党委管党治党的第一责任人，我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但在责任传导和日常监督上还存在薄弱环节。一是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压力传导存在逐级递减现象。在2025年学校召开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上，我对全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但在会后，对各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一把手”是否真正将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缺乏常态化、近距离的监督和提醒。有时满足于听取汇报、查阅材料，而没有更多地通过个别谈话、列席民主生活会等方式，把压力实实在在地传导到“神经末梢”。二是在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上创新举措不多。近年来，学校持续开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制定了整治形式主义的20条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反思，在抓作风建设上，运用警示教育、通报曝光等“惩”的手段较多，而在探索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文化涵育等“防”的手段，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长效机制方面，思考不深、办法不多，导致一些“四风”问题在基层单位仍有隐形变异、潜滋暗长的土壤。三是对干部队伍的日常监督管理不够严格。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能够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但在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督管理上失之于宽。对一些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时出于爱护干部的想法，多以提醒、告诫为主，动真碰硬、严肃处理不够，未能真正做到严管厚爱、防微杜渐。对党员干部网络空间言行的规范引导和监督检查力度也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