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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篇）2025年数字化类文稿汇编
贯彻落实《电子印章管理办法》更好服务政务活动和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
2025年9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电子印章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等法律要求，为进一步规范电子印章管理，推动电子印章普遍应用，更好服务政务活动和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一、充分认识制定实施《办法》的重要意义
制定实施《办法》有助于更好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电子文件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数据形式和基础性载体，承载着党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战略资源。管好用好电子文件，充分释放电子文件价值，是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电子印章的本质是运用密码技术实现电子文件的可靠电子签名，能够有效保障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制定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电子印章管理和使用，将促进电子文件在政务活动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提升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效率，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助力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制定实施《办法》有助于更好构建数字时代信任体系。实物印章作为身份的标识和信用的象征，一直是我国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石。随着数字化深入推进，具有实物印章图像特征的电子印章，依托密码技术为单位（组织）的身份提供可信认证标识，成为数字时代信任体系的关键要素。制定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电子印章的定义内涵、管理要求和技术特征，有利于保障电子印章的功能发挥，强化其法律效力，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普遍认可和使用电子印章，为构建数字时代信任体系夯实制度基础。
制定实施《办法》有助于更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管理制度，电子印章管理主体不够明晰，跨地区跨部门互信互认存在堵点、难点，影响和制约着电子印章应用效能的发挥。制定实施《办法》，促进电子印章在政务活动及相关社会化服务场景中互信互认，推动电子证照、电子合同等各类电子文件互通互认，有力支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高效办成一件事”，降低行政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二、准确把握《办法》的主要精神和内涵
《办法》共8章38条，对电子印章内涵效力、职责体系、管理要求和互信互认等作出规定。
明确内涵效力，夯实电子印章应用基础。《办法》从技术本质和功能作用两个维度阐释电子印章的内涵，明确电子印章是基于密码技术和相关数字技术表征印章的特定格式数据，用于实现电子文件的可靠电子签名；规范法定名称章、内设机构章等电子印章类型及适用范围，厘清电子印章所有者、电子签章等概念定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明确“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电子印章与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为电子印章在政务活动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使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规范支撑。
健全职责体系，压实电子印章管理责任。《办法》明确了电子印章管理和服务主体，规定了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务院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公安机关、地方密码管理部门在电子印章管理工作中的职责任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统筹加强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电子印章的规范管理和推广应用，结合实际确定电子印章制发部门和制作管理单位；明确电子印章涉及的电子认证服务和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的提供机构，构建了完备的电子印章管理工作职责体系，确保相关管理责任落实到位。
明晰管理要求，规范电子印章全程管理。《办法》明确电子印章管理工作应当做到统筹推进、分级管理、规范标准、安全可控；依据电子印章全生命周期运行规律，明确电子印章申请、制作、备案、使用、注销等全过程各环节管理及安全要求；立足于电子印章有效使用，强调电子印章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和规范使用电子印章，规范了电子签章及验证的过程要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电子印章相关主体的违法违规责任，划定了电子印章管理的底线红线。
加强支撑保障，促进电子印章互信互认。实现互信互认是提高电子印章应用效能、促进电子印章普遍应用的必要条件，需要相关各方加大支撑保障和统筹力度，从支撑能力、标准规范、系统支持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办法》规定，国家推动电子印章跨地区跨部门互信互认支撑能力建设，各地区各部门加强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电子印章互信互认支撑能力建设；国家密码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电子印章互信互认标准规范建设；行政机关以及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业务活动中支持符合《办法》规定的电子印章接入使用，努力营造电子印章互信互认的良好环境。
三、抓好《办法》宣传贯彻实施
《办法》出台，为做好新时代电子印章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制度依据。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抓好《办法》贯彻实施，推动电子印章规范管理和普遍应用，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
深入开展《办法》宣传普及。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办法》宣传培训，推动密码、政务服务、数据、信息化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深入理解、准确掌握《办法》各项要求，提高依法依规开展电子印章管理工作的能力水平。积极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渠道，面向社会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和解读，引导全社会规范使用电子印章。
切实抓好《办法》落地实施。电子印章管理有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落实好《办法》有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电子印章管理工作的统筹，结合实际细化制度措施，进一步明确电子印章管理相关责任主体和职责任务，进一步规范电子印章申请、制作、备案等管理流程和操作要求，确保《办法》各项要求落地见效。
加快推动电子印章普遍应用。积极推行电子印章申请、制作、备案等环节线上办、掌上办，为单位（组织）申领和使用电子印章提供便利。加强电子印章互信互认支撑能力建设，加快推进在政务活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相关社会化服务中应用电子印章，促进更大范围“一章多用”“一章普认”和跨地区跨部门“用章”，更好彰显电子印章功能价值。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办法》的出台为契机，切实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电子印章使用管理工作，切实发挥电子印章对数字化发展的赋能作用，为以信息化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提高数字文化原创能力和传播能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博物馆、文化馆、遗址公园等将数字技术融入各类展览与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鲜活的姿态走进大众生活。从单件文物的数字化展示，到故宫高精度书画数字库，从兵马俑坑的VR全景漫游，到敦煌壁画的AI复原……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不仅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也是数字文化原创能力不断提升的真实写照。
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原创的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数字技术极大拓展了文化原创力的呈现边界，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进入新阶段。新征程上，提高数字文化原创能力和传播能力，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坚守文化根脉，筑牢原创之本
数字文化的蓬勃发展，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资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数字文化创作的重要源泉。无论是三星堆博物馆“青铜神树”的高精度建模，还是《千里江山图》的数字化呈现，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与独特魅力。数字时代的文化原创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激活，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阐释空间。例如，扬州“创世山海经”数字艺术展通过对《山海经》的文化基因进行解码与重构，让游客实现对上古神话的沉浸式体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那边是唐朝”VR项目，让观众穿越到唐代壁画场景……可以说，每一部有深度、有温度的数字文化作品，都离不开对文化根脉的深入挖掘。
因此，提高数字文化原创能力，必须坚守文化主体性，厚植传统文化底色。要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数字技术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赋能工具，而非喧宾夺主的替代品，既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更创数字技术赋能之“新”，借助数字技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深刻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丰富资源，进一步扩大优秀数字文化项目的国内外影响，把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审美理念与价值观念变成数字文化原创能力的有力支撑，让中华文明在数字时代书写新的辉煌。
推动科技赋能，激发原创活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化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工具与平台，不仅拓展了文化表达的空间，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场景化、互动化方式呈现出来。例如，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利用三维复原技术重现汉代礼制文明，通过VR设备即可“身临其境”。这些创新实践以技术赋能创造了全新艺术表达形式，彰显了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产生的强大能量。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等融入大量中国山水、神话、戏曲等元素，不仅赢得全球玩家喜爱，也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渠道。数字技术在这里不仅是创作工具，也是创作思维的重塑者，并成为文化传承传播的核心载体。
提高数字文化原创能力，就要拓展互动性，强化科技赋能驱动力。面向未来，要加快攻克一批制约文化原创的关键技术，构建前沿数智技术支撑体系。在创作环节，积极培育人工智能辅助创作工具研发，如智能编剧系统、数字人情感计算引擎、游戏影视渲染工具等，加大文化领域算力支持，提高原创开发效率。在表现环节，支持创意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呈现效果，拓展文化表达维度。在传播环节，用好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加大原创内容的精准推送，建立技术应用伦理规范，明确人工智能创作的版权归属和原创认定标准等。只有数智技术与文化创意双向奔赴，方能使数字文化守正出新、活力奔涌。
促进跨界融合，提升原创效能
数字文化原创能力不仅体现在文化领域自身的创新，也体现为与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一子落而全盘活”的综合作用。
文化为魂，科技为翼，不仅催生了数字出版、数字影视、数字艺术等新业态，也让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2024年中国文化贸易总额达1.4万亿元，其中网络视听等具有数智元素的文化贸易总额超过3700亿元，占文化贸易比重达25.8%。文化需求同样牵引着技术创新，促进文化消费升级，推动数字文化产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在社会领域，数字文化馆、智慧图书馆等新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正在提速，非遗保护工作大量应用数字化存档、展示，数字技术有力推动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和服务均等化水平，助力数字文化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提高数字文化原创能力，要坚持系统思维，推动协同发展。加快IP工业化体系建设，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IP价值评估模型，打造融合发展的国潮IP矩阵。加快数字文化品牌建设，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传统文化品牌的科技含量和时代魅力。探索“非遗+文旅”等多元业态跨界融合，用文化对体育、工业、旅游等多行业进行提质增效，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优化创新生态，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数字化市场体系，为数字文化原创能力持续释放培育良好外部条件。
拓展国际传播，彰显原创价值
数字技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开辟了新路径，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优秀的数字文化原创作品需要具备跨越文化壁垒的传播能力，这要求我们既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精髓，又要把握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构建具有全球共鸣的文化叙事。目前，我国数字文化的出海模式也在升级，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全生态出海。2021年至2023年，中国文化类App海外下载量稳居全球第二，出海营收占全球近39%。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9.09亿元全球票房位居全球影史票房榜第五位，其IP衍生品凭借东方美学设计风靡国际市场，中国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劲竞争力。
提高数字文化原创能力，应秉持开放包容，不断增强跨文化叙事的传播力。搭建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提升原创内容的国际影响。如支持数字文化企业参加国际展会、艺术节等交流活动，展示我国原创数字文化成果；鼓励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数字文化合作，共同开发原创项目，扩大文化领域朋友圈；引进国外优秀原创人才和创作理念，丰富我国数字文化原创生态等。同时，支持原创数字文化产品出口，加强国际版权合作，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科技企业，推动中国原创IP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近年来，我国数据资源的规模优势持续扩大，对数据的开发利用活跃度稳步提升。2024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41.06泽字节（ZB）；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0%左右；利用大模型的数据技术企业和数据应用企业数量分别同比增长57.21%、37.1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这些重要论述对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激发数据要素潜能指明了方向。《***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十五五”时期，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进一步用好我国在数据资源规模、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必须高度重视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优势显著
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在驱动技术创新突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有价值的数据越多，数据多源融合形成的乘数效应就越强，数字经济乃至智能经济发展的基础就越坚实。
近年来，我国数据生产规模快速增长。2023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泽字节（ZB），同比增长22.44%。2024年，我国数据生产总量占全球数据总量的26.67%，用于人工智能开发、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同比增长40.95%。在生产领域，工艺优化、质量检验、安全生产等智能化环节高频次生成海量数据；在消费领域，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等智能设备数据增速位居前列；在区域层面，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和四川的数据生产量占到全国的近六成；在产业层面，制造、金融、交通物流行业的数据生产总量位居前三，低空经济、机器人等新领域的数据生产量也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与此同时，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应用水平持续提升。完备的产业体系，链条完整、配套齐全、要素完备的产业生态，都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快发展，以及更好应用数据要素、激发数据价值、加速技术迭代提供了支撑。当前，智能制造、智慧城市、金融科技、医疗健康、电子商务、交通物流等成为数据应用的主要场域，各大数据交易所上架了相关场景的数据产品。同时，国家数据局会同相关地方和部门重点打造一批示范性数据应用场景，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50万件，位居全球第一，同比增长23.1%，远超全球平均增速。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数据要素成为连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纽带。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既是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当务之急，也是推动我国海量数据与丰富场景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和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举措。
促进数据要素高效配置意义重大
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的优势所在。用好市场资源和优势，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作用发挥出来，是战略之举。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已成为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实现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就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特别是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无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都是关键所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是其中重要一环。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具有报酬递增、低成本复用等特点，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各类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促进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数据要素能促进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克服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等不利因素影响，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效益最大化，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同时，促进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等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顺畅循环，推动规则制度衔接融合、市场渠道合作对接。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充分发挥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性资源的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这是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需要。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能驱动新经济形态发展，既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发挥着筑牢技术根基与算力底座的作用，也为催生个性化定制、智慧化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支撑。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激发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推动新型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参与生产创造、赋能产业升级，我国才能在数字经济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
探索数据市场化价值化路径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需聚焦几个主攻方向。一是培育统一的大市场。在促进数据资源汇聚方面，能够容纳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等；在打破区域市场数据流通壁垒方面，能够消除“数据孤岛”，形成跨地域、跨场所、跨场景、跨企业的互联互通体制机制。二是培育安全开放的市场。要为数据开放流通提供安全保障，依托可信数据空间形成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明确各方的数据安全保护责任。在保障数据安全流通的同时，让各类经营主体应享尽享数据要素流通带来的发展红利。三是培育互惠合作的市场。各级数据交易场所应发挥合规监管、节点支撑等功能，形成差异化竞争态势，让不同层级数据交易场所形成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促进互惠合作。
当前，我国在北京、辽宁、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海南、贵州10个省份部署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支持各地在培育经营主体、繁荣壮大数据市场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需加快探索数据市场化价值化路径，在更大范围激发数据要素乘数效应，全面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效能。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需充分认识和把握数据产权、流通、交易、使用、分配、治理、安全等基本规律，探索有利于数据安全保护、有效利用、合规流通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和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渠道；探索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和有序流通；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构建促进使用和流通、场内场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有序发展数据跨境流通和交易，建立数据来源可确认、使用范围可界定、流通过程可追溯、安全风险可防范的数据可信流通体系。还要把安全贯穿数据治理全过程，完善行业自律机制，规范市场发展秩序。
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数据基础设施延伸和拓展，建设和运营好数据基础设施，对于支撑数据基础制度落地、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具有重要意义。需将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摆在突出位置，以建设高速互联、高效调度、开放普惠、安全可靠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为重点，打通数据流通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循环、推进数据应用开发，推动形成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目标、以网络为支撑、以算力为底座、以数据流通利用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同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数据流通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应用场景，统一规划、规模部署、系统集成，推动传统基础设施优化升级。
调整优化数据要素供给。提高数据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是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抓手。需提高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供给水平，吸引更多需求方入场交易，形成对供给方的吸引力，实现供需双方相互吸引的正循环。加快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企业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个人数据资源的合规利用，加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把该管的管住、该放的放开。建立数据可信流通体系，增强数据的可用、可信、可流通、可追溯水平。实现数据流通全过程动态管理，在合规流通使用中激活数据价值，积极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数据风险。
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需加强数据交易场所体系设计，统筹优化数据交易场所的规划布局，制定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易、安全等标准体系，降低交易成本。引导多种类型的数据交易场所共同发展，突出国家级数据交易场所合规监管和基础服务功能，强化其公共属性和公益定位；规范各地区各部门设立的区域性数据交易场所和行业性数据交易平台，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区域性、行业性数据流通使用。推动数据交易场所的互联互通，实现各类数据交易机构错位竞争，形成集中统一、功能互补、竞合并存的流通体系。
数字化赋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重构文化资源的组织方式、分配逻辑与触达形态，有利于破解文化资源下沉难题。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供了政策保障。在推进数字强国建设与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以数字化赋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成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有力之举。探索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突破时空约束，实现资源的破圈聚合、需求的精准对接与服务的智能触达，本质上是在回答“如何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重要命题。
1.资源整合：从分散到系统集成
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资源要素分散于多元主体与地理空间，容易形成互不联通的“数据孤岛”。这种离散型分布容易导致文化资源供给效能的衰减，削弱文化服务的规模效应。数字技术的革命性价值首先体现在“聚”的维度——通过构建全域文化资源数据库，推动文化资源要素从分散走向集成。这一过程绝非简单的物理汇聚，而是依托标准化分类体系与智能编目技术，将分散的文化资源整合为可检索、可调用、可重组的数字资产。其本质是将经验驱动的资源管理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系统治理，为后续的跨域协同、精准配置和高效利用奠定底层逻辑基础。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此进行了顶层设计，其重点任务之一就是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这种系统化整合不仅实现了资源存量的激活，解决资源“有没有”的问题，更通过规范标识体系构建了跨域协同的“资源池”，解决资源“好不好用”的问题，使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具备可操作的数据基础。
数据库的建设仅解决了文化资源的存储问题，而要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目标，需进一步构建高效流通的数字通道。国家文化专网作为这一通道的核心载体，由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等构成。这一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文化资源能够突破地域阻隔、机构壁垒等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实现跨区域、跨层级的共享与流通。值得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放大了专网的赋能效应。通过用户行为分析、资源热度预测等智能分析技术和个性化推荐算法，能够动态识别基层群众的文化偏好，提供最适配的文化资源内容。这种技术驱动的流通优化，提升了资源传递效率，推动专网从“通道”向“智能中枢”跃迁。
在技术基础设施与智能工具的支持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在城乡、区域、机构之间的均衡配置，还需依赖制度性引导。应鼓励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文艺等文化机构互联互通，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供给网络。不同类型的文化机构可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发布特色内容，形成各展所长、互补共生的文化资源供给格局。通过市场化机制与公益性目标的结合，确保文化资源流动既符合效率原则，又体现公平导向，从而推动文化治理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型，使优质文化资源真正成为滋养人民精神生活的“源头活水”。
2.供需匹配：从单向供给到双向共生的范式转换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相对不高，其深层症结在于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结构性错配。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优质文化资源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精准化，如个性化学习、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参与；另一方面，传统供给模式受限于“有什么送什么”的单向供给定式，导致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数字化手段的重要价值是通过构建“需求感知—精准响应—动态优化”的闭环，推动供给模式从“政府端菜”转向“群众点菜”，其本质是驱动服务逻辑从供给主导向需求牵引的根本转变。
数字平台的枢纽作用体现在供需两端的功能创新。于需求侧，平台通过“菜单式”“点单式”服务搭建群众发声渠道，让群众声音被有效“听见”，并转化为服务优化的依据，使基层群众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服务设计的参与者，由此增强了群众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的建设实践表明，这种参与式机制显著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下沉基层的丰富性、便利性和可选择性。于供给侧，数字平台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地域差异与群体偏好，驱动资源配置的智能化决策。这种转变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模式的革新，随着群众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供给机制正逐步从行政主导转向需求响应，而数字技术正是这一转型的核心赋能工具。
对于文化机构而言，数字平台提供了“看见”需求的技术工具，即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能够精准识别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差异。基于数据的需求洞察，使得资源配置从经验判断转向科学决策，文化机构可根据分析结果调整服务内容、优化服务形式、创新服务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匹配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同质化供给转向差异化服务。当供给真正匹配需求时，文化资源的价值方能得到最大化释放。
更进一步看，数字技术通过拓展服务形态深化供需适配。如利用VR、AR等技术搭建的虚拟文化空间，不仅延伸了实体服务的物理边界，更通过高精度还原提升了文化资源的感染力与穿透力。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扮演工具角色，更成为机制创新的“催化剂”，通过开放共享的平台生态吸引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格局，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提升也将获得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3.精准推送：从规模覆盖到个性服务的效能跃升
在资源整合与供需匹配的基础上，精准推送是实现优质文化资源有效触达的关键环节。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提高资源下沉的精准度、提升文化供给的靶向性，成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关键，这就要求建立个性化服务机制。数字技术通过用户画像、场景适配与沉浸式交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广谱供给转向精准滴灌，从标准化覆盖转向个性化满足。
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算法构成优质文化资源精准推送的技术引擎。通过采集用户地域特征、行为轨迹等多维数据，平台可构建动态需求模型，精准捕捉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例如，识别出某地区老年用户对戏曲类内容的点击率较高，或某城市青年群体对数字艺术展览的参与度更高。基于这些模型，文化供给方可合理划分受众群体、做好目标群体画像，进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分众化、差异化、精准化推送。这种机制充分考虑群体差异性，不同年龄群体的文化需求偏好、城乡居民的不同服务诉求，均能通过算法优化得到精准匹配。精准化的本质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技术实现。当平台能够“读懂”用户的生活背景、教育水平、娱乐习惯差异并提供适配内容时，用户不仅能更便捷地获取所需文化资源，更能从中获得深层次的精神满足。
精准推送的深层价值还体现在对服务场景的拓展上。通过融合多种新兴技术，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固定场所+固定形式”限制，创造出更贴合现代生活的服务形态。基于地理位置的信息服务技术根据用户实时位置推荐附近的文化场馆、文化活动，提升参与便捷度；基于数字孪生与三维建模的虚拟大空间技术复原历史街区、古代书院等文化场景，让用户通过“云游”沉浸式感受文化脉络；混合现实技术将文物、艺术品投影至现实环境，实现“触手可及”的互动体验与交互式认知；人形机器人的拟人化交互和多语言讲解满足了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降低了文化消费门槛。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服务形态，提升了服务的趣味性，更通过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使优质文化资源以更贴合现代生活的方式融入群众日常，实现文化惠民目标。
从资源整合的底座夯实，到供需匹配的机制创新，再到精准推送的体验升级……数字化赋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既是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更是新时代文化为民理念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未来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协同、完善基层数字基础设施、培育复合型文化科技人才，让数字化成为文化惠民的“加速器”。通过持续优化数字化赋能机制，优质文化资源必将打破时空限制、精准送达，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
“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与推进路径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引领未来的基础性、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远超任何其他单一技术的战略价值已经在实践中显现，并且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由此，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新焦点，“人工智能+”已成为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着力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署，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这为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提供了遵循。202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了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重点方向，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形势下，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实践挑战与推进路径，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跃迁和生产关系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
深刻把握战略意义
从《列子·汤问》中记述工匠偃师制造出能歌善舞的偶人，到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概念被提出，再到人工智能先驱马文·明斯基创建人工智能实验室，人类社会对“智能”的追求古已有之且始终持续。
但古代的各种所谓“智能工具”，多是幻想或具备一定自动化功能的机械装置，其理论基础是力学。计算机的发明开启了以数学、微电子科学等多学科为理论基础的信息化序幕。计算机的大规模应用，虽然主要是将传统的生产操作和业务处理电子化，但极大改变了人类收集、传输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走向融合，帮助人类突破时间和空间对生产生活的制约，“互联网+”不仅第一次将人类生产生活从现实物理世界延伸拓展到数字虚拟世界，培育形成新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驱动数字经济成为独立的新经济形态，而且构建了广泛连接的数字基础设施，积累了海量数据，推动了人工智能发展。
数字化奠定了智能化的基础，智能化是数字化的延伸，“人工智能+”为人类提供了重构现实物理世界和数字虚拟世界的新机会，从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到组织形态、社会结构，都面临被重塑。从国家到个人，从产业到企业，拥抱“人工智能+”不再是“可选项”，而是正在成为关乎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必选项”。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既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发展、形成智能社会新形态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人工智能是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是“人工智能+”的显著价值。多数技术都只能在少数特定产业或特定领域应用，属于专用技术，例如生产汽车的技术通常不能用于钢铁生产，钢铁生产技术通常也不能用于石油开采冶炼。少数技术则可以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和各个领域，如工业时代的内燃机和电力技术、数字时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这类技术也被称为通用目的技术，虽然数量少，但却被认为是真正驱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技术。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不仅与电力、互联网等技术一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广泛渗透到千行百业和生产生活各个场景，赋能产业专用技术或者与之形成互补，而且可以广泛应用于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流程优化，甚至能够应用于组织再造。在实践中，人工智能的产业规模可能相对较小，却能展现出影响全局的发展潜力。如同蜜蜂授粉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进而实现远超蜂产品的经济价值，推动“人工智能+”意味着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普遍适用性和广泛渗透性，推动经济社会智能化转型进而形成庞大的长尾应用市场，指数级放大人工智能的价值。
人工智能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技术，“人工智能+”是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在普通计算机领域，计算智能早已超越人类的计算能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近年来人工智能创新正在实现从分析、感知和判断到内容创造的巨大跨越。人工智能突破传统机器体系架构，已经展现出技术革命性突破的特征，在提升人类体力效能、延伸和拓展人类智力的同时，成为智能化的新型劳动工具，影响着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经济形态演进。随着“人工智能+”逐步渗透到社会生产各领域各环节，人工智能不仅能改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塑造新型劳动者，而且能改变人机交互和人机协同的关系，并加速推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可以说，人工智能已成为数智时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推动“人工智能+”将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构产业发展范式、重建全球产业链，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走向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