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跟党走

今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应当是个大年，最近，大家在探讨，共产党的执政问题比较多。有的说好于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也有更多人对党在近30年来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说辞不一。那么到底共产党在如今的形式下该怎么办？如何面对一党领导的优缺点，如何面对存在的问题。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时候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探讨学习。

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在哪？

从两党的目标上看视乎没什么区别，都是打到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

一是，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

二是，国民党要像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是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自己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

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变成了新军阀，它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植根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共产党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就帮共产党移山。

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到真正的“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的手里。

共产党已经执政60多年了，如今的一些现象，老百姓和当年的国民党相比较。在经济建设的今天，强拆也就像当年的抗战打日本一样。没有根的国民党就要靠“王保长”去“抓壮丁”，有根的共产党靠动员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建设了人民自己的抗日队伍。现在的村书记，镇书记不驻村，让黑社会进行拆迁，党在群众中不就烂掉了吗？

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

改革政策仅惠及少数人，没有大多数老百姓的事。共产党领导的市场化的路必会越走越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扎根老百姓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共产党下的政府有生存的希望。

截止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数8668.6万名，每16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党员，如果成立一个国家的话，在世界上可以排上第16名。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

***的基层组织总数为430.4万个，162.7万个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11.5万个在社会组织中建立的。

这样大的一个组织在改革建设中又为什么出现了问题，共产党的目前的现象，它的优势在哪，存在的问题又在哪，还有没有办法去改观现在的一切，让我们党员有信心，让老百姓还能像当年一样跟共产党去干。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看。尽管共产党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共产党有没有办法能在自身的前行中解决问题，修正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党。

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000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级强国 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双重的属性即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又成为诸多冲突的根源。

有好多人崇拜西方民主，西方民主让更多的人羡慕。到底这种民主会带来什么？

西方一些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而台湾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工”，在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权，曾经台湾自称“三权分立”、政府无能，五权分工、政府万能。但，由于所谓的“民主化”台湾现在是个什么样，缺乏有效的权利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西方式的政党是私党、分立的党、派系的党、轮流坐庄的党。美国前总统华盛顿说：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美国现总统上台后的现状，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西方的选举制是走一步看一步，不需要长远打算。有的就是为下一次的选举，选票。所以，人们说西方的选举就是“翻烧饼”，不断地“翻烧饼”，造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           中国共产党是公党、合一之党、团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替身，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路线与计划。

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管理模式“六权分工体制”。党中央掌握领导权，全国人大拥有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全国政协行使参政议政权，中央军委行使军事权。所有国家机关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有效的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问题。

由于中国建国初期，经过战争变得穷，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在1949-1978年间人均GDP从400美元开始向上，直到1979年始终在1000美元之下。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走到了今天。在当时匮乏的经济阶段国家采取了公平的方式，由于人们只能够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如果分配不均势必连人的基本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同时，国家也在那样的情况下面对西方强敌的打压，还要拿出部分搞重点发展，做关键的事。

不同的是，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直到20世纪尾声，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庞大的苏联轰然垮塌，东欧各国纷纷转向，整个世界都在拥抱资本主义。

然而，中国仍然坚定地在这条路上前行，不同的是版本升级了。不是那个而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局面。这正是中国式的2.0版本。

在这期间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神速发展。2012年奥巴马问乔布斯，苹果在海外的组装何时可以回到美国，而乔布斯回答，回不来了。之所以回不来，既有产业配套原因，也有人才原因——当低端的制造业搬到中国后，许多中高端的产业也不得不搬，因为这些产业在美国获取配件的成本变得太高，同时，一个月内找1.2万名工程师哪找去。奥巴马试图重新促进美国“再工业化”，然而，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他能有什么办法重振产业呢？

2013年3月29日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说，鼓励美国更广泛地使用“美国制造”，一阵大风吹落他身后的美国国旗，露出了国旗覆盖着的上海振华重工的商标。

在西方国家进行竞争性的选举体制下，社会力量对政府的影响力要比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更为直接。政府往往会被社会强势集团所俘获。大家都知道的韩国朴槿惠与三星集团的关系等。

通过竞争性选举程序上去的执政党，不能不首先代表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然而，这些强势集团却怀着逐利本能，并不忠于它所在的国家，一旦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就会将产业搬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献金合法化的条件下，权钱交易，绑架了竞选者。一旦政策不利于强势集团他便会挖墙脚，让你难看。

有人提出将“民主化”在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与***的领导权相剥离，持续加强后者，最终实现优质民主。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与***的领导权骨肉相连，在削弱***领导权的同时持续加强“国家基本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韩国这样的小国引入竞争性选举未能减弱国家基础能力，但这些小国与大国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只有中国这样大国才能品味到央地矛盾、区域矛盾、城乡矛盾、阶层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作为负责任的政治家是不会因为在逻辑上的可能就去做尝试。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突变已经说明了这一切。

到2002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大多数人衣食无忧。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10000美元。如果还沿用2.0版本的路线图，不仅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大，先富起来的少数群体还会快速聚集大量财富，固化与劳动人民的鸿沟，形成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

为了共同富裕，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应给那些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宜居、畅通、平安、生态、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加大投入，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出现了一次新跃进：社会保护力度大大增强。这个新跃进已静悄悄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阻止了不平等的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为降低人类不安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只要继续推进这两方面的变化，社会主义就不是一句空话。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是被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经常的打压，经常的找茬，连续不断。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一带一路，走向深海，让一些国家害怕，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还没有从心理上接受曾经贫穷的中国的强大。二是，改革开放中，虽然，在国家强大上增加了人民的自豪感，但是，那些官商勾结、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等不可接受的现象出现。形成新的与人民对立的利益团体。由此，让人民，离党越来越远，对党有不信任的危机。

那么，在此党和国家做对了什么？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首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中国国家的“自主性”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得中央政府有较为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从而避免了过度依赖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经济前提——当然，防止国有经济部门的“封建化”，使其始终保持服务全民的性质，也成为执政党时刻需要面对的挑战。

***始终保持为一个自觉地为全社会设置战略性愿景，控制住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伪愿景。比如，将“人民”悄然替换为“市场主体”，将为人民服务替换成“为市场主体服务”，而且打出的是“深化改革”的旗号。

党政分工不分开。2014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重申了“党管经济”的原则，并将之提高到新的高度。

集体领导保障了大政方针决策的科学性，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中央领导干部的产生，要通过集体考察、集体选择、集体交班、集体接班既防止个人说了算，也防止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这就保证了党的路线和国家发展战略得到连续、平稳和坚决的贯彻实施。新领导班子需要凝聚领导班子的共识，需要尊重上一届领导集体，因而，不能新的理论和政策都会对以往的采取简单批判和抛弃，而主要采取重新解释和发展的方式。同时，***的集体领导中的集体有班长。如果没有统筹和负责的人，所谓集体领导变成若干个人的各自领导，各个领域各行其是，在用人上也缺乏统一的权威，不同领域形成庇护——被屁护关系。

执政党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的集体交接班制度，要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起履历的全面性非常重要。习近平、李克强都做过大队书记，也有做省领导的经验，切担任多个省的领导对横向的区域经济有充分的了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宰相必出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古训。

重视巩固和保持中央权威，同时在地方层面保持着弹性实验的空间。90年代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能力大大加强，扭转了90年代初的“无米下锅”的局面。财大气粗，中央吸取能力的增加巩固了中央的政治权威，对地方的潜在离心倾向形成遏制。财力的增长使得中央有可能实施较大的战略布局，比如通过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缩小地区差距；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编织社会安全网，减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震荡；等等。

党的组织系统在形式上仍然是完整的，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吸纳社会各界先进人士；连接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起到上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即为决策提供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同时也有助于较为准确和迅速向社会传递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尽管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在组织生活上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形式化、空洞化的现象，但从汶川地震等事力来看，当常态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执政党的基层组织系统还能发挥出组织与动员能力，在秩序重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指出中国做了什么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直面中国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目前有三大问题最为突出。第一是中国在国家层面虽然有较大的自主性，但整个党政体系在“先进性”与“代表性”方面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与之相关联的第二点：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的信息化，使得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诉求大大提升，但中国政治体制与问责机制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最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意识形态工作与组织工作的结合仍不够紧密，“好干部”的政治标准仍有不少模糊之处，由此带来难以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对三十年之后邓小平的讲话仍比较遥远；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发表总书记就职演说时提出，中华民族应当“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这两个讲话之间存在紧密的意义关联：一旦中国拥有“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它将为人类政治智慧的宝库做出新的贡献，也必将产生惊人的国际辐射力。火光在前，路在脚下，让我们怀抱希望和信心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