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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有着永恒的价值。

遵义会议鲜明体现了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政治品质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以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把红军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废弃过去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用新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屡遭严重损失，苦战一年，仍未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由于部队实行大搬家式的行动，11月27日至12月1日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的指挥任务已经转移到周恩来肩上，毛泽东关于改变行军方向的正确主张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先后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人们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月8日，在扎西地域的院子街，***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全面、系统反映了会上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成果，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和红军的智慧，站在全局的高度，对遭受严重损失后的革命如何坚持，如何恢复和发展，如何打开革命新局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决议明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自我革命。通过这次自我革命，党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错误，不仅开启了红军长征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胜利的新征程，而且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征程；通过这次自我革命，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更强大了。

遵义会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中，王明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由于具有理论色彩，具有很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加之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一路线，“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会议还批判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式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由于经常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paidbegin##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会议的结论是：“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