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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

一个多世纪前，心怀远大理想的青年毛泽东，面对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与西方文明持续而强烈的冲击，前瞻性地提出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不仅纠正了五四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而且还为他最终发现“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道路提供了基础。从《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来看，他对中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思考具有丰富内涵。

首先，在为学之道上，提倡中西交融。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促使许多心怀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探索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眼中，西方的富强不只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先进，还在于社会制度与人伦关系的开明。因而，那一时期中国的知识文化界对于西方文明总体持推崇态度。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西方政治学术思想的传播推向高潮。

1910年，毛泽东来到湘乡的东山学校求学，第一次接受了“新法教育”。在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时，深受感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列举的“新民”所具备的诸多特质大多来自西方，并认为我们国家的道德虽然发展很早，但仅“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不过，梁启超也同时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认为对西方世界不必一味倾心。他在《论道德之大原》中强调：“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意在呼吁传统道德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受当时一些新说的影响，毛泽东1912年来到了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著作，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等。在1915年《致湘生信》中，毛泽东向友人推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治学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待中西方学问的态度，即双方各有优长，应当平等相待：##paidbegin##“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在深入了解了很多西方文化思想后，毛泽东更加赞叹中华文明的广博。他在《致萧子升信》中说：“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其次，在对待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青年毛泽东提倡治学要中西交融的观点受到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在那个弘扬西学的时代，留过学的杨昌济对待西学的态度一直是中立与辩证的。他认为“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他也非常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厚宝藏，主张中西文明应该“合一炉而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