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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系上“保险绳”

人工智能正加速改变着产业、社会和世界，成为当前国际技术竞争与规则竞争的关键领域。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列入预备审议项目。国务院公布的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亦明确“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工智能法草案”。强化对人工智能的立法保障，既要注重“治当下”，还应兼顾“谋长远”，既要解决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也要从宏观上把握促进和规范的尺度，在法治轨道上促进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科技跨越式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提升等方面的巨大驱动力，不断优化和改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按照边发展边规范的思路，不断划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底线”和安全“红线”。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202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2023年7月，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与《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协同联动，构成了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的“三驾马车”。总体来看，我国对人工智能的治理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规范方式和治理模式，即依托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主体责任渐次展开，并以提供者主体责任为规范主线。但是，伴随着不断出现的新的法律风险和社会治理难题，需要进一步总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运行规律，以便更加科学地把握人工智能治理的发展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妥善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中呈现出了如下新的特点：生态复杂化、风险多元化，应用场景特点各异、区分明显，算法规范不足、缺乏透明性，技术周期短、法律规范滞后等。面对这些新特点，传统治理模式出现了应对较为滞后、弹性较为不足等治理挑战，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还有不相匹配之处。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专门法规，但尚未形成通用立法和治理框架，必须加强前瞻性研究，建立以人工智能专门法为主、相关法律法规为辅的法律规范体系，在重视防范风险的同时，充分重视行业公约、伦理规范等“软法”作用，最终实现人工智能规范与发展的动态平衡。

建立基础模型、专业模型、服务应用模型的分层治理体系